作者：

张翰卿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

安海波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综观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安全保障一直是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人类聚居学”的希腊建筑师Doxiadis 曾说过：“一个城市必须在保证自由、安全的条件下，为每个人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人类城市的一个特定目标”。

以前，城市安全较多地关注自然灾害和战争带来的影响，“9 ∙ 11”、非典等事件发生后，城市安全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些学者甚至用“风险社会”的理论加以解释。

2007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发表了题为《加强城市安全》（Enhancing Urban Safety and Security: Global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的全球人居报告。我国当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安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传统的城市安全研究主要是基于还原论的思想，用分解、简化的方式看待城市的安全问题，各个学科领域、不同侧重的研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采取的城市安全对策很容易造成对城市承灾体的割裂看待，从而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客观现状要求城市规划应该用新的视角审视城市的安全规划问题。

01  研究背景 

当前，灾害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共识：灾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灾难变量不是人们能够控制的。在此认知基础上联合国国际减灾策略（UN/ISDR）提出了耐灾（Disaster Resilience）的概念。

灾害研究的出发点从“抗灾（Disaster Resistance）”逐渐转向“耐灾”，努力提高城市对灾害的弹性，更多关注能够控制的灾害元素，例如减轻城市的易损性和提高城市对抗灾害压力的敏感性，降低灾害造成损失的潜力，针对灾害破坏后的快速恢复进行规划。

耐灾概念将承灾体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提供了一种承灾体能够更好地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和多灾种防救的思路。

以前，在技术理性占据主导、强调工程防灾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在安全防灾中所起的作用是被动从属的。“耐灾城市”概念的提出，强调了城市规划方法在安全防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切入对耐灾城市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体现城市规划学科特点的城市安全问题研究的视角，明确了城市规划专业本身所特有的安全问题研究范畴，强调了城市规划在城市安全问题研究日益综合化的背景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02  相关研究综述

城市安全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分散在各学科领域，主要体现在地理学和城市规划设计等学科中。自然灾害（地震、地质灾害、洪水）与城市选址、布局、形态关系同属传统的研究领域。阪神大地震反映出城市生命线系统防灾的重要性，新奥尔良飓风水灾对传统工程的防灾作用提出质疑，JAP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也出版了相关专辑对此进行讨论。

国内学者俞孔坚等认为工程防洪具有局限性，而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洪水安全格局”的概念，强调生态措施的防洪作用。

技术灾害和社会灾害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9 ∙ 11”事件后，有学者讨论恐怖袭击对城市形态的影响，针对性的案例研究如耶路撒冷和伦敦。

城市骚乱与城市移民及郊区政策的关系也受到关注，JAPA还出版专辑讨论了传染病与城市规划的关系、冷战与城市规划的关系，这些也都成为城市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方向。

总体上看，对城市灾害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主要采取灾害案例分析的方法，对自然灾害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较多，规划方法在防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技术灾害和社会灾害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相互影响的机制更复杂，研究的难度也更大。

2010 年后，“Resilience” 的概念在城市学科中越来越占据主流，2013 年Springer 出版社先后编辑出版的Resilience Thinking in Urban Planning和Resilience inEcology and Urban Design两本书比较具有代表性。

同时，“Resilience”在学术会议中也成为关注的重点，如：2013 年ACSP/AESOP（美国和欧洲规划院校联盟）联合年会的主题是“规划弹性的城市和区域（Planning forResilient Cities and Regions）”、第七届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年会的主题为“创建中国弹性城市”，国内相关概念则主要出现在城市规划学科和地理学科的综述性论文中。

城市空间结构与耐灾性能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PennyAllan 通过对灾后城市社区适应行为和空间联系的考察，指出城市形态设计可能会加强城市的耐灾性；Jon Coaffee整理了过去10 年英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弹性（Resilience）设计，强调新一代的城市弹性实践正将弹性嵌入到地方场所营造（Place-Making）的活动中；Yan Guo 以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城市灾后重建为例，讨论了灾后城市耐灾设计的框架；Lhomme 以洪灾为例，应用系统方法强调技术网络对城市耐灾性的重要意义。

从论文的角度看，当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已经开始出现定量评估方法的研究探索。

城市形态与城市防灾的关系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神户市从大地震中吸取教训，要将神户建设成多核心的网络型城市。在国内，段进等提出建立间隙式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提高城市防灾的能力。两国学者都认识到集中式的城市形态对安全防灾的不利影响。

在防灾空间系统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对防灾生活圈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台湾学者蔡柏全借鉴日本的防灾经验，对防灾空间系统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防灾规划编制的实践中。

国内，吕元、王薇等以防灾空间系统规划为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苏幼坡编著出版了《城市灾害避难与避难疏散场所》的专著；同济大学李杰从生命线工程系统抗震防灾的角度，提出对供水管网和燃气管网结构进行安全优化，提高其可靠性，并建议开发相关的分析软件。

现有的、基于安全考虑的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研究主要针对某一主要的自然灾害（如地震）进行，经过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实际上对防范其他类型的灾害（如技术灾害和社会灾害）也有效果，需要从“耐灾城市”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03  “耐灾城市”的基础理论

“Resilience”的概念没有被引入到灾害研究前，更多地被理解为恢复性或弹性。英文Resilience 源自拉丁文Resilio, 意思是跳回的动作。《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是:(1) 回跳和反弹的动作；(2) 伸缩性。《韦氏词典》将Resilience 定义为“针对灾祸和变化，一种能够恢复或容易调整的能力”。

作为纯粹机械力学概念的“Resilience”是指材料在没有断裂或完全变形的情况下, 因受力而发生形变并存储恢复势能的能力。

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恢复力”这一概念首先从力学被引入生态领域, 用以描绘系统承受压力及回复到原有状态的能力。目前, 它已经成为生态、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多个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灾害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对灾害研究的不断深入, “Resilience”作为衡量灾害系统的一种属性被引入灾害学领域, 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灾害学家的关注，开始研究其在灾害管理中的重要性。

Godschalk 将“Resilience”的概念引入到城市灾害的研究中，并将“耐灾城市（The Disaster Resilient City）”定义为“能够承受严重的打击，但既未引起立刻的混乱也未形成永久的损害。

无论是从自然灾害还是恐怖袭击的影响中恢复，考虑预期而设计的‘耐灾城市’将会建立在对过去城市灾害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尽管它们可能会屈服于灾害力，但是它们不会断裂”。

Godschalk 的模型强调将可恢复性作为一种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因为人们很少能够预测灾害作用的频度和强度，由于社区系统的易损性在灾害事件前不能被完全知晓，城市设计必须具有抵抗灾害的力量、容纳极端灾害而不破坏的弹性和快速从灾害影响中恢复的耐用性。

传统的防灾规划关注物质系统对灾害的承受力，因为物质系统的瘫痪会导致即刻的损害或危险的结果。然而，未来的防灾规划还必须关注如何教会城市社区用制度去防灾和有效地回应灾害，因为它们对建立耐灾城市具有重要的责任。

Godschalk 认为，一个耐灾的城市是一个由可持续的物质系统和社区构成的网络。物质系统指的是城市的结构和自然环境要素，包括：道路、建筑、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土壤、地形、地质等。物质系统作为城市的身体，在灾害发生时，其“骨骼”“动脉”和“肌肉”必须能够幸存并发挥作用。

在巨大的压力下，如果它们遭受太大的损害，以至于不能修复，那么损失将会扩大，恢复也会变得缓慢。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能够恢复的物质系统，将会在面对灾害时非常易损。社区是指城市中的社会和制度性要素，包括在城市中发挥作用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稳定的、由某一类人组成的社团，如邻里、代理机构、组织、企业、特遣部队等。

社区在城市中扮演着大脑的作用，指挥行动、回应需要、从经验中学习。在灾难发生时，社区必须能够幸存并发挥作用，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社区垮掉了，比如决策不果断或回应滞后，那么一个没有恢复能力的社区在灾害中尤其易损。

“耐灾城市”是坚固且有弹性的，不是脆弱和易碎的。城市中由道路、设施组成的生命线系统被设计成能够面对洪水、飓风、地震和恐怖袭击；新的建设被引导着远离已知的高风险区；现状的、有危险性的开发被重新安排到安全区域；建筑经过改造能够满足防灾规范的要求；城市的自然环境系统被保护，用来维持有价值的防灾功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组织拥有准确的关于灾害易损性和灾害源的信息，由有效的通讯网络连接起来并在一起工作。

Godschalk 进一步归纳了耐灾的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的特点。耐灾的物质系统是散布的，没有特定的位置，是小的、半自主的单位，是标准的、可移动的、要求没有秘密的部分和特殊的技能，是稳定的、用于万一失误情况下的保全装置设计（Fail-Safe Design），能够执行早期缺陷的检查，耐灾的操作系统是有效率的、可逆的、自主的和可扩充的。

耐灾的社会系统能够容纳多样性，能够在同一时间满足多个目标，公平地分配利益和价值，慷慨地补偿主要的受损者，有较高的易达性；耐灾的经济系统通过动用增加的基金，能够提供广泛、有潜力的金融支持，享受高利率、更快捷的投资回报，平等分割利益和价值；耐灾的环境系统会将负面的影响最小化，有一个能够再度充满（Replenishable）的、广泛的资源基础。

Godschalk 总结其他作者的说法，列出一系列耐灾系统的特点，这些特点能够应用于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建立“耐灾城市”。

(1) 冗余性：系统采用多节点设计，确保一个部分的失效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2) 多样性：多个部分或节点与中心节点相对应，应对场地的特殊威胁；

(3) 效率：持续的系统能量提供与能源的消耗成正比；

(4) 自动化：能够独立于外部控制而运作的能力；

(5) 力量：抵抗灾害和袭击的能力；

(6) 依赖性：整合系统元素，彼此互相支持；

(7) 适应性：从经历中学习的能力和对变化的适应能力；

(8) 合作：多种机会和激励促进纳税人的广泛参与。

Godschalk 关于“耐灾城市”概念的提出，将当前学术界对灾害研究的最新认识、成果引入到城市规划学科的灾害研究中，使得建立真正属于城市规划学科的安全研究范式成为可能。

他同时还提出，为了应对城市安全问题的不确定性，将城市作为完整的物质和社会系统来研究的理念，克服了传统城市安全研究对城市系统的割裂。

04  城市空间结构的安全优化

现有的防灾规划中涉及城市空间的内容多分散于各单灾种的规划中，且涉及的内容多是针对某个功能空间体系的局部研究，没有从宏观层面把握城市空间布局的防灾意义，忽略了城市空间系统的整体防灾研究。

结果各灾种的防灾规划各行其是、条块分割，造成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并导致各防灾设施过渡重复设置，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如果城市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良好防灾能力的空间结构，只是单一地强化各专项防灾规划或加强工程性的防灾措施，那么就不能从整体上提高城市的安全能力。

其实，各类灾害的防治措施和支持条件有一定的共性，城市安全空间的系统化研究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空间的防灾特性，对相关的空间元素进行防灾整合，发挥其最佳效能。

既要防止各类型的灾害防救空间各行其是，造成相互矛盾或重复建设，又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空间日常所承载的其他城市功能，如商业、休闲、交通、娱乐等，这样才能提高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的效率。

虽然对各种灾害的预测技术不断提高，但城市灾害的发生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而随着城市复杂程度的日益提高，一些人为的致灾事件更是防不胜防。因此，在尽量预防灾害发生的同时，也要提高城市空间的耐灾性，从城市灾害防救的角度对城市空间进行系统的规划和安排。

Godschalk 归纳的耐灾系统的特点，也可以作为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原则，但针对物质空间的特点，以下几方面的原则显得更为重要：(1) 强调同种功能的重复配置；(2) 强调同种功能实现途径的多样化，提供弹性选择；(3) 强调构成要素的系统化，发挥整体的优势作用；(4) 强调承灾体抵抗灾害和袭击的能力。

可以从三个层面考虑增强城市空间的耐灾性：第一，在个体层面，要尽可能保证城市重要目标的安全，这样在灾害发生时城市的基本功能可以得到保障；第二，在群体层面，要对城市空间和设施进行系统化的建设，发挥其系统的安全保障功能；第三，在整体层面，城市的布局和形态结构是城市多目标功能实现的基础，对城市耐灾性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学者Sternberg 等从城市安全保障的角度对城市重要设施的概念进行更为具体的归纳，包括以下10 项内容：

(1) 大量人群聚集和占用：大型公寓和办公建筑、体育场和竞技场、剧院、购物中心、娱乐公园、露天市场、旅馆和夜总会。其中许多场所缺乏保护，被称为“软目标（SoftTargets）”。

(2) 应急中的要素：医院、应急指挥中心、政府中心、警察和调查部门、消防和其他第一回应（First Response）的部门。

(3) 突出的象征价值：与国家力量和价值紧密联系的著名构筑物和场所、国家和历史纪念碑、宗教机构、大众文化中心。如果这些构筑物和场所受到破坏，会打击民心，恐怖分子将借此达到宣传的目的。

(4) 内部危险：固定位置的危险物质生产、储藏以及转移设施，如核电站大坝。这些设施的破坏将会对场地附近的区域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5) 特别易损的居住者（区）：医院、学校、精神病治疗机构、护理场所、应急庇护所和监狱。在突发事件管理中，居住在这些设施中的人相对于正常人群更缺乏应对灾害的能力。

(6) 特别易损的结构和场地：位于地震断裂带的场地、沿着受飓风影响的海岸布置或者毗邻的固定或可移动的危险物质的结构。建筑形态奇异的结构或者结构冗余度有限的场地，可能在应对爆炸袭击时尤其易损。

(7) 重要的工业和商业场地：重要的制造工厂、金融区、炼油厂和银行。它们的破坏可能引起经济削弱。

(8) 重要的政府功能：联邦和州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所在地，主要的联邦办公建筑、军事和调查指挥部。这些是可能同时具有象征性的目标。

(9) 基础设施节点：大桥、机场、地铁站、海运港口、发电站、主要的交叉口。这些地方的损毁会导致基础设施网络的连续性被破坏。

(10) 在网络中的特殊性：建筑或其他作为建筑枢纽的结构。例如卫生系统中主要的研究性医院，或很少的几座跨越大湖（The Great Lakes）、连接起美国和加拿大的桥梁。

我们可以分别从三个方面对城市重要目标的内涵加以概括：在重要性方面，目标的安全对城市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对城市物质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影响，(2)(3)(7)(8)(9)(10) 均可以归为此类；在危险性方面，目标存在内部风险，一旦发生灾害容易对周边区域造成破坏性影响，(4)属于此类情况；在易损性方面，由于本身的结构、所处地区、内部人员特点等因素表现出来的易损性，(1)(5)(6) 属于这类情况。

提高城市重要目标安全性的途径很多，考虑到应对多灾种造成的损害，要进行全方位的安全保障。针对自然灾害，可以通过合理的选址来避免；针对事故灾害，可以进行安全的用地布局来防护；针对故意破坏，可以对周边进行防卫保护。从防灾目标本身来考虑，需要提高其工程结构的耐灾性，而本文更加关注通过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方法来提高城市的耐灾性。

下面分别就空间特征呈点状的公共设施（Facilities）和空间特征呈网络状的生命线（Lifelines）的优化展开讨论。

（1）公共设施的优化

多样性是公共设施优化的重要原则。城市的重要功能应由多种设施共同保障，日本的中央灾害通讯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考虑到流量太大或者灾害会引起公共电话线路被堵塞，为了保障指定部门和公共组织之间的通讯，日本内阁办公室准备了中央灾害管理无线通讯系统。

另外，还准备了固定电话和传真热线；一个能够传输可视数据的线路被用于接收通过直升机等交通工具获得的图像，使远程会议能够举行；此外，作为地面通讯网络的补充，一个利用卫星通讯线路的系统也已经被建设。

同类设施的冗余配置和小型化也有利于保障自身安全。设施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减少处于危险中的重要元素的集中：同样的服务功能由一个中心设施提供，相比由几个小一点的设施提供，安全风险会更大。

重要设施的“平灾结合”规划不仅对经济有利，而且由于日常的使用和维护，在应急保障方面也更加可靠。不同于北京小汤山医院为有效控制非典所采取的临时应急建设模式，“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是一所融传染病隔离、治疗及科研于一体的医疗卫生中心。

它既是上海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完善上海市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项目，它的规划设计就将平时功能与灾时功能结合起来了。

（2）生命线系统的优化

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城市生命线尤其易损，并影响广大地区。网络系统比单一结构更易被破坏，因为大量分布的任何一个元素失效，整个网络的功能就可能明显地减少或丧失。网络系统扩展得越大，各个层次被打断而导致的易损性就越大。网络可靠度的提高涉及到选择多样性的提供。要有多个供给源、供给线路，也要有多种选择机会。

唐山灾后重建的生命线系统规划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些原则。交通方面，确定城市每个方向都有两个出入口，以加强与邻近城市的联系；供水方面，采用多水源分区的环形供水方案，用水量大的企业须自备水源，尽量保留城市的土井；供电方面，采用多电源环路供电的方法，将京、津、唐三个电站用22 万伏的高压线路并网使用，防止一处电源破坏而导致全部区域停电；通讯方面，采用有线与无线相结合、分开建设机房的方式有利于遭受灾害时的通讯联络。

生命线系统实行分散化和自立化设计也有利于提高其耐灾性。系统的规模越大，破坏所引起的影响范围就越大，修复也就越不容易。因此，适当将生命线系统小型化、分散化和自立化，有利于提升系统的防灾减灾能力。

生命线系统的安全可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的拓扑结构形式。对于大型、复杂的生命线工程系统来说，即使单元结构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仍然会经常出现丧失服务功能( 如断水或断气) 的网络节点。通过在必要的位置增设或删减管段来使网络系统的功能达到最优，是拓扑优化的基本含义。2000 年由Albert 等提出的复杂网络抗毁性研究，开辟了该领域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

台湾建筑研究所参考日本的耐灾城市设计经验，在其编制的《都市计划防灾规划手册汇编》中指出，都市防灾空间系统主要由六大系统构成，分别是避难、道路、医疗、物资、消防、警察，依据不同的防救灾时序、需求及机能，六大系统分别划分了与之对应的层级，目的是希望在灾害来临前，事先做好防灾空间系统的规划。

本文根据安全空间功能的特点，分别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讨论。

（1）避难空间

当发生突发性城市灾害时，需要对居民进行有组织的疏散和避难，从避难者的角度看，避难空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避难场所，可以满足民众在灾难发生时紧急、临时的避难需要，通常为民众居住地周边的道路、空地及开放空间；另一种是临时及中长期的收容场所，主要提供大面积的室内外空间以便在灾害发生后进行人员安置，这种空间还要能够满足城市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的避难生活的需要。

（2）应急交通

道路网络在避难与救灾过程中最为关键，其他防救灾设施的功能发挥都以道路的正常运作为基础。道路网络的畅通能够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救灾者赶到灾区、各类救灾物资运输到避难场所，以及避难居民安全抵达避难场所。

（3）防灾设施

考虑到在灾害发生后要对灾害进行有效的控制、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并满足城市恢复重建的需要，完善的防灾设施规划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防灾设施主要包括医疗、物资、消防、警察等几种类型，对应灾害发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空间层次，功能设施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

（1）功能圈层级化

根据日本和台湾的防灾城市设计经验，城市防灾生活圈一般划分为邻里、地区和全市三个层次。

邻里生活圈仅拥有基本的防灾机能，所提供的中心职能最少，所服务的人口数也最少，但其本身的数量最多；等级较高的地区防灾生活圈拥有比邻里生活圈更完整的城市防灾机能，还具有支持邻里生活圈不足的防灾功能，所服务人口数、本身的数量及其中心职能介于全市防灾生活圈和邻里生活圈之间；而全市防灾生活圈则拥有完整的城市防灾功能，所提供的中心职责最多，具有支持邻里生活圈与地区防灾生活圈不足的防灾功能，所服务人口数最多，但本身的数量最少。

一般的邻里生活圈是以小学的服务半径为范围，邻里生活圈内除了具有防灾避难功能的学校、小区公园等避难据点外，还有具备基本的紧急医疗设施的据点（诊所、卫生所等）及警察指挥据点（派出所、警署），而消防、物资等其他防灾空间系统则由地区生活圈的防救灾设施来提供支持。

地区生活圈主要是以地区性的避难场所作为生活圈的核心，台湾和日本的防灾城市设计选择2km 作为地区生活圈的服务半径。地区生活圈除了拥有地区性的避难据点（大学、区域公园、小区公园）外，还拥有消防救灾（消防分局）、警察指挥（警察分局）、医疗救护（地区医院、区域医院及教学医院等）以及物资运送（仓储业、物流业等）等防灾空间系统， 具有支持邻里生活圈的防灾功能。

全市生活圈主要是以市级公园及体育场所等作为生活圈的核心，并以市政府为中心展开广泛的救援活动。全市生活圈拥有完整的避难据点（全市性公园、体育场）、消防救灾（消防队）、警察指挥（警察局）、医疗救护（医学中心、区域医院）、物资运送（仓储业、物流业）以及防救灾路网等防灾空间系统。

（2）设施据点化

在各层级的防灾生活圈内部，对避难空间和各类防灾设施进行空间上的集中配套建设，形成防灾活动据点，有利于其防灾应急功能的最大发挥。

日本就有以地区公园为依托设计防灾据点的情况。公园的主体建筑成为现场指挥部，体育场作为救灾物资的分配点，体育馆成为临时的物资储藏空间，夜间露营场地作为灾时炊事用地，池塘成为储水槽，游船停泊处作为抗震码头，大面积的草坪用作广域救援队的营地、直升机停机坪、救护治疗和分配灾后恢复物资的场地。

（3）空间体系化

城市道路系统在城市安全空间系统化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市中的各级、各类防灾空间设施都要通过应急交通加以联系。其效率与通达性，即道路系统是否发挥正常功能，会直接影响避难及救灾的成效。通过对道路防灾功能的强化，将地域范围内不同层级、不同功能的安全空间和设施联系起来，构成完整的空间体系，使城市安全空间发挥的功能最大化（图1）。

图1 城市防灾空间体系

日本学者村桥正武认为建设防灾性城市结构应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1) 将城市功能分散到各个地区；

(2) 空间设计和设施设计应留有余地，各地区自成体系；

(3) 形成具有多重性、高度网络化的城市结构；

多中心是一种特定的城市体系形态，相关研究可追溯到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城市多中心结构的形成可以通过“间隙式”（图2）和“轴网式”（图3）两种方式实现。“间隙式”适用于有较多开放空间的城市，而“轴网式”适用于较密集的城市形态。

（1）“间隙式”城市空间结构

“间隙式”城市空间结构是指在保持城市空间高密度集约用地的同时，保留一些非建设的空间，在区域范围内表现为串珠式跳跃型的空间发展，在城市内部体现为建成区与农田、森林、绿化等生态绿地或开敞空间间隔相嵌的空间肌理。

建立间隙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将会有利于城市的安全。首先，建立间隙式空间结构可以在城市各功能区之间的间隙中设置绿地、公园、水面等生态型过渡空间。这些生态型间隙空间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当发生灾害时，也可以用作局部区域隔离和疏散的场地；

其次，间隙式的空间结构可以和城市的防灾分区结合起来，使各功能区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便于各方面的联系，这样将有利于城市防灾管治，能够更有效地控制灾害的扩散；

最后，间隙式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城市整体均衡的发展，避免出现空间结构的极化现象，有利于减少和分解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减少社会灾害隐患。

（2）“轴网式”城市空间结构

“轴网式”城市空间结构主要是通过拓宽道路，提升沿街建筑的耐火能力以及结合河道和道路绿化，将城市空间分割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单元，对城市用地进行强制性的安全分区。

汶川大地震后，由同济大学编制完成的“都江堰重建规划”在抗灾空间系统规划中综合应用了以上两种空间结构。

都江堰城区三级抗灾空间体系是在对原规划的抗灾布局进行梳理和完善的基础上建立的。城市的抗灾主通道和避难主场所除了包括城市主要的放射型主次干道和主要的城市公园外，四条内江分支的河渠及其两侧也成为城区抗灾和避难的主通道和重要场所。

在四条河渠之间的指状片区内，通过联系道路以及与河渠两侧沿岸的开放空间直接连通的片区和组团绿地，建立了呈枝状延伸的两级抗灾空间系统，将汇集避难人群和运送救灾物资的通道深入到人口密集的组团内部，从而进一步降低抗灾的脆弱性。

多核心网络式的城市形态对于城市的防灾和灾后的应急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多核心的网络结构也有利于城市多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深圳特区的规划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子。20 世纪80 年代在编制《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2000》的过程中，编制团队大胆吸收国外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采用带状多中心组团式的结构布局。各个组团规模大小不等，功能性质各异，并有自己相应的各项配套设施。

组团之间用天然绿化带进行分隔，在城市空间上形成若干条绿化走廊。这种带状多中心式组团的结构，有利于集中资金，分期、分片集中开发城市，开发一片，受益一片。

多中心组团式的结构是规划应对当时深圳城市发展不确定性的一种策略，而这种布局形态在城市安全方面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05  结语

本文基于耐灾城市的理念，从城市重要目标的安全、城市安全空间和设施的系统化建设、城市布局和形态结构的耐灾性能三个方面，系统地讨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安全优化方法。明确了城市规划专业本身所特有的安全问题研究范畴，对确定城市综合的防灾规划编制内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